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衰落的村庄要怎么挽救?

发布者:chxmsy 时间:2015年10月12日 08: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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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张维维(微信公众号:农经网)



读而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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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雪峰在其《新乡土中国》中说:“农村人口的城市化,首先是农村精英的城市化,这就决定了城市化同时也是农村人、财、物流出农村的过程。”我们不禁思考,要怎样才能挽回我们的农村呢?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有了好的经济条件,才会留住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村精英吧。也许这也正是社会越来越关注农村金融服务的原因所在。


离河二十里

关中合阳,这里有十里荷塘,百顷芦苇荡,也有万亩旱塬,十年九干。我的那个村庄,属于后者。

老家有句俗语:秦城和家庄(土音“桌”),马尿泡馍馍。说这俩地方缺水,宁给一个馍,也不给一口水。在我的成长记忆里,这毫不夸张。


 

村里缺水,干到了骨头里。虽然,这里距黄河不过二十里。海拔高了一些,抽黄工程无法覆盖到我的村子。

在老家周边那一带,每个村子,至少有一个涝池,用来收集雨水,饮牲畜、洗衣服,以及夏收期间防火。小时候,一到收麦子的季节,学生娃们都有俩礼拜的忙假,放假前,要写个“安全公约”交给学校,其中就有一条“不玩火不下涝池”,虽然大多时候涝池里并没有水。我也是在反复地抄写安全公约的过程中,学会了“涝池”这俩字。



村西头的涝池,一场秋雨之后,池底依然干涸

印象中,村头的涝池,从来都没满过,除了98年。那一年,有的庄户,玉米亩产突破了1000斤,是平年的两倍。另一些庄户,西瓜几乎绝收,或许是雨量过于充沛,接近收获的时候,西瓜爆裂在田里。

村里的每一户人家,也至少有一口水窖。刨开黄土层,挖一个细脖项大肚囊(或为减少蒸发量)、十来米深的大坑,坑的表面,裹上一层水泥,防渗漏。水窖的脖子处,有一个通往院子里的小洞,以便收集雨水饮用。除非下雨,窖里并没有太多水。2000年之前,村西头打了一口机井,是全市的扶贫工程,打了上百丈,才出了水。据说土层下面的大青石,撅断了不少钻头。



24年前父亲在水窖盖上,用钉子勾画的纪年,如今水窖依然正常使用

小时候,每逢下雨,家里要做的第一件事情,便是扫院子。并非为了彰显隆重,而是打扫干净院子里的树叶、烟头等杂物,这样,收集到窖里的雨水,经过沉淀以后,才能饮用。

隔壁的村子有个老太太,估计早都去世了吧,据说能通神。每到天旱时,其它村子的老者便会请她出马,穿上古怪的衣服,在涝池边上,摆放一些祭品,叨咕着别人听不懂的仙话,装弄一番。然而并没有什么用。

早在十多年前,村里便通了自来水,饮水问题按说已经解决。然而没用两年,便因水损太大而停用。狡猾的乡亲们把水龙头拧小,嘀嗒嘀嗒地,一天能接半方水,而用来计量收费的水表却不作反应。国庆节回老家,村里第三次通上了自来水,如何计量,未及细问。能否用得下去,也不得而知。

在我临行前,父亲于水龙头和水窖之间,接了一根塑料管子,打算让自来水在水窖中沉淀一下饮用,据说这样,水垢能少很多。

一场秋雨之后,村西头涝池的池泥,依然裸露着,自来水,加上机械化作业之后牲畜绝迹,涝池存在的价值已然不复存在。而水窖却依然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。

离河二十里的旱塬地,依然无法灌溉,庄稼却依然倔强地生长。


背向村庄
在农村这架老车上,坐于其上的人们,拼命地向外拖拽,直到这个供养他们的村庄彻底解体。背向衰败的村庄,面朝繁华的都市。村子与我,继续着各自的生活,向着各自的宿命。
于我,又能奈何呢?


 

我的村子,并不大,在籍人口600而已。也并不老,同治年间肖杨两姓人从沟东搬了过来,至今不过二百年。

但是,前二百年,它的衰老速度,远不及近十年来得要命。

29号傍晚,我带妻儿回到家。第二天便是生产队一个中年妇女的葬礼;当天,另一个生产队的老人去世;离家前一天深夜,一位老太太突发脑溢血,情况不乐观。做村医的父亲慨叹:眼瞅着村民健康档案上的人数,只减不增,且减速日甚。有什么办法呢?



国庆节期间,在外“干事”的年轻人回到村里,村子又有了一些生机。

50岁左右的,在这个村里,已经算是小伙子了。以至于一些红白喜事,竟然找不到年轻力壮的跑腿打杂。包括我在内的这些年轻人,都在忙着背向村庄,去远处觅食。

村里穷,年轻人要想走出去并改变身份,大约只有两条路:当兵提干转业;念书考学公干(这两条路,如今也是格外难走通)。600口人的村子,自恢复高考以来,已有不下五十个本科生,以及十来个研究生。可是那又如何呢?村里还是一样的凋敝不堪——当然,前些年穷的是钱,近些年,穷的是心。



隔壁的大大和娘,就用这蹦蹦车贩菜,供养着堂妹堂弟两个本科生。

小时候,村里的初小(初级小学),只能念到四年级。再往后,就得在临近大村子的完小(完全小学)寄宿就读。每周背着一袋子馍馍油辣椒,一袋子书本,到隔壁村住校念书。当年,这也是村里的一景。往后,却是再也见不到了。


 

五年多前,村里的初小被撤销了。在原来学校的的旧址上,上面拨了一笔扶贫款,建了一个包含卫生所、商店、村委会在内的社区。有篮球架和健身器材,也有广场和绿植。虽然留守的人们并不怎么用。

村里的老人们说:没了学校,没了学生娃,这个村子也就是厕所里跌了一跤——离死不远了。



村子改名叫社区了,人却还是那些老病村民。跳广场舞,在村里的老人们看来,是不三不四的举动。

村子是这样,人又何尝不是呢?

人活一世,草木一秋。

84岁的爷爷,已经抱不动他的曾孙。我抱儿子到曾祖母遗像前,一时间,竟也忘了儿子该怎么称呼她老人家:老祖宗?高祖母?或者别的什么?对于儿子来说,我的曾祖母实在太过久远,也太老了。就像我的村子一样,凋敝而守旧,看不到前路。

贺雪峰在其《新乡土中国》中说:“农村人口的城市化,首先是农村精英的城市化,这就决定了城市化同时也是农村人、财、物流出农村的过程”。

恰如所言。在农村这架老车上,坐于其上的村民,背向村庄、面向城市,拼命地拖拽着,直到这个供养他们的村庄彻底解体。

村里人的加速流动,带回的,顶多是金钱,以及无所顾忌地逐利;而带走的,却是宗族与集体认同。

村庄共识与宗族道德解体,村民原子化的进程,正在急速进行。虽然村子倾其所有地供养着一代又一代,但这一代代走出去的人,又有几个会反哺他们的村子呢?



我家对面,一位老人经营的磨坊,这里刨出的资金,悉数供养两个孙女上了重点大学。磨坊两三年前还很热闹。如今,许是老人的两个孙女都毕业了吧。

至于我,也只是摞一些干巴巴的文字,假惺惺地哀嚎几声罢了。

且由着它老去,于我,又能奈何?

背向衰败的村庄,面朝繁华的都市。我与我的村子,继续着各自的生活,向着各自的宿命。


父亲请的神

回老家之前,父亲就打来电话,说村里来了个外地送神的。他给我请了一尊。瞬间,有些错乱。行医的他,向来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。是5月份那场脑梗之后担心身体出状况,还是父亲真的老了?

回到家当晚,父亲就介绍他为我请来的神——一尊古铜色的毛主席站像,以及一枚红太阳吊坠。站像是供到家里的,吊坠是给他的孙子,赐福保平安的。一套100元,轻飘飘的“铜像”,背部有些鼓胀,敲起来砰砰作响。


 

第二天,弟弟从西安回来,便因这尊神,与父亲吵了一架。

父亲说,送神的讲,刚请回来之后,得做一碗红烧肉供奉着,老人家爱吃。弟弟说,这个送神的生意做得不彻底,换做他,在卖这“铜像”的同时,牵一头猪,现杀现做,每块红烧肉再卖个三五十的。

“生意”与“买卖”这两个词,激怒了父亲:老人家是神,得请,怎么是生意呢?又哪来的买卖?

父子俩搏杀着,我喝止了弟弟。两代人不同的经历,谁都不要试图说服或者改变谁。信与不信,都不要鄙薄别人的信仰。任何一种虔诚的信,都值得尊重。

信仰是什么?我并不完全清楚。就直觉而言,似乎是信任的更高级形式。至于信任,有学者说,它是社会的一种简化形式。比如,我们相信太阳每天都会从东方升起,而不必每天起床后去观察求证。又比如,人们孜孜以求的自然规律、社会规律等等,莫不如是。

就我的理解,信任,是懒人的仙丹,作为信任高级形态的信仰,自然也是如此。信仰,意味着我愿意把自己的命运,交给某种教义、某种主义或者某个神。因而,在我的那个村子,信仰鬼神的人,被视为好吃懒做之徒。

只是,父亲请的这尊神,似乎更多的是感戴,又或者,是精神的虚空。我并不确定。



 

村东头有座基督教堂,是方圆数十里基督信徒的一个重要聚会场所。当年传教者来村里时,我是亲见过的:不讲来生,但说今世——信了神,油罐罐自涨,面袋子自添。这种朴素的传教方式,大受欢迎。对于那些传教士来说,信徒数量的重要性,或许远大于信仰的虔诚程度。

村里有信仰的人,也不在少数,所信所奉也是千奇百怪。有本土的送子观音,有道家的神,也有西洋的耶稣基督。

不论啥神,管用就行。投机的信仰,也许,并不止我的乡党所独有。

20世纪以来的数次革命,已经将数千年来建立的孔孟、宗族,甚至家族观念,彻底颠覆。旧的信仰打翻在地,新的信仰又迟迟不能站稳。昨天认为教育改变一切,今天就成了金钱万能;此前信奉勤俭持家厚道为人,如今却满是投机发财孔方治村……

新旧交替之间,除了毛主席,父亲好像也确实不知道该信些什么好。

三爸家的桌子,也摆着一尊相同材质的毛主席像。村里几个娃娃的脖项都挂着“红太阳”吊坠,阳光之下,晃得人有些头晕。

人,总该有点信仰吧?!

后记

来京八年,读书就业,成家当爹。工作的原因,很少能回老家。这次国庆节,也是两岁的儿子头一回踏上我又爱又怕的黄土。也许是我那落后的村子,与我生活的城市差距过大,每次回乡,在我这个悲观主义者眼里,不见村里的希望。回到村里,我是城里人;回到城里,我是村里人。像许多叫嚷乡愁的人一样,我丢了归属感。

原以为,回到城里,我会有一些不适应。但当晚,躺在西五环的床上,倒头便着,一夜无梦。忽然想起苏东坡的一句话:

此心安处是吾乡。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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